如何理解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它会继续有效吗？

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大国竞争之一。自“冷战总设计师”乔治·凯南首次缔造遏制战略以来，它成为了冷战中历届美国政府处理美苏竞争的指导性战略。并且，保罗·尼采、艾森豪威尔、基辛格等杰出的大战略家在不断赋予“遏制战略”新的内涵和手段。这一嬗变过程在约翰·加迪斯的代表作《遏制战略》中得到了全面透彻且视角独到的分析。

内容简介

该书视野宏大，是一部经典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杰作，并且在大战略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建树。加迪斯从战略的目标、对威胁的认识以及实现战略的手段三个方面，对遏制战略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新面貌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缓和战略”等各种不同版本的遏制战略的实施效果及优劣。

1982 年，本书第一版问世。 2005 年该书出版增订版，补充了第一版中缺失的遏制战略在冷战末期的重要发展。

作者简介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耶鲁大学罗伯特·A.拉韦特军事与海军史讲座教授，是当前最享有盛誉的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之一，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其著作曾获包括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奖在内的众多奖项，代表作有《遏制战略》《乔治·凯南》《长和平》《冷战新史》等。

译者简介

时殷弘，国际政治学者，国际战略家，美国问题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现当代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等书，译有《遏制战略》《马基雅维里主义》《战争论》等书。

书籍摘录

第十二章　后记：冷战之后的遏制 （节选）

伟大的大战略必定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但它们也超越时间和空间。如同遏制，它们全都出自特定的时期、场所和环境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可能被分离出它们源于其中的历史境况。然而，形容词“伟大的”隐然意味着超越境况的适切性。它提示，被谈论的战略在尚待来临的时期、场所和环境里能够起到指南作用。

在以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所曾发出的最长的电报吸引住政府的注意力之后，乔治· 凯南于 1946 年春返回华盛顿，其时他的首项工作是在国家战争学院设计一门战略和政策课程。“我们发觉自己回归至”，他回忆道，“别的时代和世代的欧洲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克劳塞维茨、加列尼—甚至阿拉伯的劳伦斯。”核时代的总体战将是“自杀”，或至少“违背每一项人道原则”，然而不存在有限战争的美国传统。因此，必须探究别的传统：例如塔列朗的看法，即“各国应平时互相给予最极致的善，战时互相施行尽可能小的恶”，或者如吉本所称，即 18 世纪“温和节制和胜负不决的冲突”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长处，而非短处。凯南这里是在倚赖可转用性（transferabilty）原理：在塑造未来的大战略时，出自往昔的大战略可以提示模仿什么和规避什么。

因而，看来足够公正的是将这个标准运用于凯南本人在 1947 年初调往国务院以后设计的战略。遏制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在别的时期、场所和环境系统内奏效？全然无效，越南战争期间他似乎提示道：“我着重否认当今在这么一些情势中援引那信条的任何努力源出于我，它们与该信条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恰当的关联。”能够有多种遏制战略的可能性—他自己的战略有可能引发他不赞成的变种—令凯南沮丧、愧疚且往往恼怒。那感觉，他回忆说，“有如不经意地在悬崖顶上卸下一块巨石，现在无助地看着它在下面的峡谷里毁灭性地滚落而下，心惊胆战于每个接连不断的灾难景象。”

确有灾难，越南最甚。然而到冷战结束时，遏制的成功显然已超过其失败。未与苏联爆发战争，而 1914—1945 年美国与德国进行过两次战争，与日本进行过一次。也未有绥靖，先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却有。不管在对称与非对称之间有何波动，也不管误算如何，代价如何，美国及其盟国仍维持了一种战略，那比它们的对手能够操作的任何方略都一贯得多，有效得多，而且在道德上也可辩解得多。确实，相较遏制，难以想到任何其他和平时期的大战略，其最终产生的结果会更为贴近最初规定的目标。

因而，未来几十甚而几百年，战略研究者将一直研究遏制。领导人将一直运用它的教益，在任何人当今都无法预见的时期、场所和环境里。可转用性必不可免，不管凯南可能如何强烈地抵制这概念。可是，环境永不可能再度与冷战时的一模一样，因而并非遏制战略的所有方面都会转用得当。

早在 1947 年，凯南就提示了一个可能不会如此的方面：需要被遏制的对手也持有遏制者自己的风险意识。他指出，针对拿破仑或希特勒，遏制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这两人都给实现他们的目的设定了时限，即大概是他们的有生之年。对他们来说，坚守时间表比避免战争重要。他们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赋予苏联领导人的审慎：“不存在驱使克里姆林宫匆忙达到其目的的意识形态冲动”，凯南在“X”文章里写道。“有如教会，它经营着经久有效的意识形态观念……它没有权利为未来虚幻的华而不实而拿革命的既有成就去冒险。”确信历史在他们一边，斯大林与其后继者们准备保持耐心：这给遏制提供了所需的时间去表明他们错了。

也不清楚遏制针对这么一类国家是否会奏效：这类国家的领导人，如迈克尔· 霍华德爵士（Sir Michael Howard）所指出的，相信“武装冲突在人类发展上必不可免，而且有社会必要性。”这样的观点常见于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事实上有助于解释那么多大国如何能那么轻易地在 1914年跌入一场大战。然而，那场全球冲突和在 1939 年接着再度发生的大战深刻地动摇了“好战”前提，1945 年原子弹的使用更是击碎了它们。因而，除了存在一个审慎的对手，战后时代还有一种与先前相比远为有利的心理氛围，利于形成遏制之类的“战争以外的措施”。

这共有的风险意识从头至尾贯穿于冷战，正因为如此，这形容词才始终附着于那名词。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占据白宫，也不管是改革派还是反动派居住在克里姆林宫，都没有关系：他们全都害怕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都有社会要守卫，因而都有个国家要保全。总体战不再是这些目标赖以实现的一个手段，即使有限战争仍有可能。于是丝毫不令人奇怪，凯南及其国家战争学院学生阅读克劳塞维茨，因为他的大原则是使用武力决不能成为目的本身：“政治目的是终点，战争是达到它的手段，手段决不能与其目的隔开而被孤立地考虑。对此，冷战期间没有任何重要的领导人会持异议。

这事实提示了第二个限制，限制遏制在冷战环境以外的可用性，亦即它是个基于国家的战略。它不仅依赖对全面战争的恐惧，而且依赖可辨识的政权的存在，这政权能用战争以外的方式去处理风险。这同样符合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如果制约武力的能力不是出自国家，现代拂晓之时被创建出来以垄断暴力手段的实体，它还能出自何处？要脱离国家去想象克劳塞维茨，就无异于想象无水之舟。那么，可以就遏制说同样的话吗？遏制战略能否在这么一个环境中起作用：在其中，国家不再是要被遏制的首要威胁。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攻击以尽可能最严酷的方式给美国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天，在美国人自己的土地上，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 19 名成员使大量美国人丧生，比 60 年前日本帝国海军在珍珠港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小布什行政当局立即断定，作为回应，冷战战略——遏制和与之相伴的威慑——对“基地”组织不会有效。如何遏制在发动打击之前不可见的对象？如何威慑从事打击时准备自杀的人？这些难题导致布什在2002 年秋天宣布一种新的、先发制人的大战略：美国从此往后将在可能的场合采取多边行动，但在必要时单独出手，在恐怖主义者能够打击他们意中的目标之前清除他们。目的是捍卫国家，抵御无国家的敌人。

与乍看来相比，布什的战略创新较少。冷战期间，先发制人从未被排除掉：在核时代，没有任何美国总统会蓄意承担爆发又一场珍珠港事件的风险。该信条只是未以布什选择的那个程度被公开宣告过。“基地”组织也不是个全然无国家的敌人。奥萨马· 本· 拉登从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指挥它，在 2001 年秋天，布什行政当局对此迅速和成功地予以了报复。它的首次清晰的先发制人行动也是针对一个国家，即伊拉克，时为 2003 年 3 月。

被援引的理由包括声称萨达姆· 侯赛因支持“基地”组织，同时积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两项在随后的仔细审查下都站不住脚。未被援引—但无疑持有—的一项理由，在于推翻这位伊拉克统治者将恫吓任何可能正窝藏恐怖主义者或考虑这么做的别国领导人。然而，此乃威慑，为的是抗击一种被预见了的危险。因而，按照布什政府的逻辑，先发制人回归至遏制。它未取代遏制。

可是，还有一种理解“9·11”的方式，那如果被证实，就可能确实令遏制陈旧过时。它出自这样一种论断：只是因为国际体系已变得比过去羸弱，这攻击才能够发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碎片化的同时进行减小了一切国家控制其疆域内事态和跨国境事态的能力。如果“9·11”开启了一个新的不安全时代，在其中仅仅几个人的行动就能危及整个社会，那么按传统方式构想出来的遏制战略就会几乎全然无用。遏制预先假设威胁来自试图生存下去的国家。它从不是为试图殉教的运动准备的。在类似于此的情势中先发制人，这论辩认为，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遏制在冷战环境以外的适切性还受到第三个限制，那不能不关系到一个事实：贯穿那冲突始终，一直有某种比美国霸权更糟的事。事后看来，整个 20 世纪后半期，在构成权势的一切范畴内，美国始终保持着权力优势（apreponderance of power）。然而，有如挪威历史学家吉尔·伦德斯泰特（Geir Lundestad）指出的，这更多地是出自邀请而非强加。因为，在大部分其余世界看来，只要苏联是替代者，就总是有什么比美国霸权的前景更糟。这将霸权在并非如此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的“摩擦”——用克劳塞维茨的术语——最小化了。

随着冷战结束，苏联无意中给予美国的好处消失了，结交盟国和中立国的紧迫性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如果被漠视，那就可能投奔另一方，或至少威胁这么做。在整个老布什和克林顿行政当局期间，多边磋商始终步步减少，不是因为这原则可予反对，而是因为与冷战期间相比，这方面的实践似乎不那么必要了。小布什行政当局承继了被称作美国单边主义的姿态。它未首创之。

然而，这一政府确实以若干方式加剧了单边主义：它以不讲策略的外交方式对待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和《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中，它漫不经心地撇开北约盟国的帮助；它不顾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而决意推翻萨达姆· 侯赛因；它不愿承认它在征服伊拉克之后对于要做什么缺乏明确思路。这一切导致美国史无前例地在其余整个世界丧失了对它及其对外政策目标的支持。一种看法似乎在浮现：不可能有任何事比美国霸权更糟，如果后者要以这种方式被使用的话。

如果这趋势继续下去，那么美国权势的基础将确实从受邀转变为强加，一种大不同于冷战期间遏制从中兴起的情势。当凯南在 1947 年写道“美国只需符合它自己的最佳传统”时，他假定这些传统在它境外的吸引力将大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吸引力。就此他是对的：此类对手的存在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大为现实的理由，去尊重他们自己的理想，而且试图在

他们的行为中反映出这些理想——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地这样做了。然而，如果在缺乏合格对手的情况下美国不再这么做——如果它造就一种强加而非受邀的新传统——那么几乎全然不应感到惊讶，从遏制战略中，找不到什么导致它本身卓越非凡的特性可加以转用。